叫我牛老师~ 个别时候会写真人cp;有全职工作,写作纯属爱好,拉稀式更新。

【滇南电波】第二部分:被偷走的三年

第五卷 结局(一)


01 生活没有正轨


晚霞,像是一种城市不该有的恩赐。透过写字楼密闭的窗户,忙碌“贫苦的打工人”,把它们偷偷装进手机相册。他们愿意相信,今日的努力,可以换来明日的清福。


但忙碌的生活只是让人以另一种方式变得呆滞,以至于空闲下来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在外漂泊这么多年竟是徒劳。我机械地把简历和作品拖到邮件里,发送到一个个永远得不到回复的邮箱,仿佛又回到了刚毕业的那年。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无法想象,多年以后,自诩为硬汉的我每天流泪到凌晨四、五点,无法入眠。


我好像开始理解了,为什么一些刚出狱的人会想方设法回到监狱。和他们一样,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渡到与正常人同频的位置,打心眼里,默许了我与别人的不同。


欺骗、暴力和死亡就像戴一个小号的玉镯子,人毫不费力的就钻进了他们的圈套,却无法毫无痛苦地脱离。


我误入歧途的前半生,是不是该有一个了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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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师傅,去友谊医院。”


我拦下一辆出租车,心理庆幸,年三十晚上还有拉客的司机。


没有了鞭炮礼花,其实春节和鬼节也并没有两样,每个十字路口满是飞舞的纸灰和冻得流清鼻涕的家属;我也想伸手捞一把火焰里金灿灿的元宝和纸钱,好在阴间的路上有所开销。但我没有坚定地,一路像死亡奔去,因为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我最想要的结局;我一边让司机慢点开,一边疯狂的给自己灌水,希望下车就能吐出来。


我刚下车,就手脚一软跪坐在了地上;但因为前一日北京刚刚下过雪,路面湿滑,就显得没那么滑稽反常。


急诊楼人不多,也没我想象的血腥,我走到分诊台礼貌地问了声好。


“您是病人家属嘛?”分诊的护士看了我,准备示意我去旁边的柜台。


“不,我……”我觉得有点难以启齿,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幼稚的事情。


“住院部的话在旁边裙房,您可以从前面的走廊直接走过去。”小护士笑了笑,大概觉得我是一个腼腆害羞的人罢了。


“我……吃了很多药……我……”


“……”


“您吃了什么,吃了多少,到现在多久了。”她立马严肃了起来,招呼旁边的护士去推轮椅。


“很多,不同种类的……”我一五一十地交代着,她像看一坨粘痰一样看着我。


“您是自己吐还是洗胃?”


“洗……洗胃吧……我吐……吐不出来……”每多说一句话,我就觉得自己多了一分愚蠢。


我被另外一个护士推到候诊区,她解开我的上衣,给我塞了一根体温计,随后用指腹压了压我的肚子,又问了一遍刚才分诊护士问过的问题。之后我就被晾在原地,平躺着,看着大家忙忙碌碌地从我身旁穿梭,推走一张又一张的病床。人的本能可能还是向生的,就像胎儿为了保护自己,会改变孕妇体内的激素水平,躺在病床上的我突然开始反抗死亡的追击。


不知道是不是我兴奋过头,消耗了太多的力气,我最后的意识,只停留在歪歪扭扭地签了协议,一根温热的塑料管插进了我的食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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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快就醒来了,睁眼就看到崔勇燮就站在床边看手机。他见我醒了,我手机塞到了我手里:“你要什么画画的工具赶紧他妈的下单,那个叫什么数板的。”


就像预谋好的一样,很快我就选好了想买的东西,写好了地址。我并不是生活窘迫,只是不想后半辈子带着这个“罪人”的身份活着。


“谢谢您,我会尽快还您的。”我也不知道自己抽什么风。


“你母亲过阵儿可能要来看你。”说完就往门外走。


“我妈……你让她来做什么?你个……”我近乎嘶吼。


他并不想给我什么解释,开门走了。


我好后悔,刚才没有坚定一点。


02 被遗忘的三年——非黑即白


“呜——”


西北边陲,一个石油城市,几节火车毫不费力地冲破了清晨污浊的雾气,煤渣和半夜偷偷排放的五彩烟,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最佳的融合比例。


张阿姨斜挎一个背了多年的帆布小包,把银行卡和一些现金严严实实地包在手绢里,塞到包的深处。哆哆嗦嗦地,显得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但年轻的时候,张阿姨算是当地的高材生,十几岁的年纪就考上当地师院,当上了一名中学老师。


她曾经有一个女儿,刚过完十八岁生日就因得了红斑狼疮病死了。她实在无法面对班上一个个与她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们,又是上着上着课,也能嚎啕大哭起来;学校不得已给她放了“长假”。


后来,他的丈夫“捡了”一个男孩。男孩儿来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样子,那个时候户籍管理和计划生育还没有那么严格,塞点钱也能落上个户口。拣来的时候,正值三九寒冬,也就给他随意起名为韩冬。


男孩听话懂事。只是张阿姨实在无法把对女儿的爱转移到这个真“垃圾桶里捡来的孩子。


张阿姨的丈夫因为在石油上工作,上半年班休息半年。母子俩在家的日子,就是韩冬最难熬的时候。韩冬在学校里聪明的小脑瓜,在家里就像湖底的石头,怎么也想不通,“妈妈”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。“爸爸”承诺的大鱼大肉,玩具汽车,高达贴纸又都在哪里。他时常饿着肚子,穿着单薄的秋衣秋裤站在没有暖气还漏着风的阳台,只是因为一些在微小不过的“严重错误”。


有一次他洗完手,把水滴到了厕所的地砖上,张阿姨便一巴掌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。一阵眩晕过后,还来不及哭喊的他又挨了几记耳光。刚刚换牙还漏着风的小嘴,此时此刻开始渗出了血。他的小手在冰冷的水里揉搓比他腰还要粗的拖布,一点一点地把它拧干,擦拭着地板上的水渍和血迹。直到累得躺在地板上,也不顾地面有多湿凉。


极度消瘦的他身上没有一点肉是多余的,所以每次挨完打,那一条条的指印都像香肠一样,耸立在他身上。他就像小精灵多比,看似来了一个温暖富裕的家,但只可惜这一切温馨快乐都不属于他。


饿到不行的时候,他会去厨房用指尖沾一点调料罐里的白砂糖,或者扣几粒生米放嘴里嚼。被发现的时候,他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应该感谢我把你从垃圾堆里捡回来!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!”但他摸着嘴上缝着的棉线,实在说不出来感谢。


不幸中的万幸,有一年春节前,张阿姨在擦玻璃的时候,不小心从窗台上摔了下来,摔伤了膝盖和头,才变成今天这副呆呆傻傻的样子。韩冬也得以顺利长大成人,离开她以及默许一切的她的丈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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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阿姨的家离火车站不远,做个小黄包车就能到。只能说傻人有傻福,她一路毫无障碍地来到了北京,来到了我的病床。


“警察同志,我儿子……我找不到我儿子了……”张阿姨揪着随行民警的胳膊,一个劲地重复。


民警指指我:“阿姨,这不是您儿子吗?”


他又给我使了一通眼色:“啧,跟你妈好好说说话,吃药吃傻了?”


我不敢说话,只是盯着她的眼睛;没有任何亲切感,只有陌生。


“冬……冬冬?”她看着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小名。


我能理解她的迟疑,毕竟我们本就应该是陌生人。


“他不是我儿子!”她一脸惊恐地看着民警,“好像不是……”


“什么叫好像不是,哈哈哈哈,您一定是太久没见到他,认不出来了吧,哈哈——”


这个民警一看就是做民事调解的好手,总能给不合理的事情找到合理的理由。


“他……他嘴上没有疤!”她用她变形弯曲的手指,颤颤巍巍地指着我的脸,又迅速地锁了回去,好像是说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,“哦,不是……没有……没事了……没事了……”


“警察同志,我先回去了……回家了,我还得给我老伴做晚饭……”说着拽着民警就往门外走。


我扭过头去,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叛逆的孩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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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,我又梦见了那些死去的冤魂:流浪汉、找工作的女学生、走路奇怪的女孩还有失去双眼的淘气男孩。


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,伸手去够手机,发现才凌晨三点半。正要转个身继续睡会儿,只觉得面前有一股暖流,还有一股口水味。我揉了揉眼睛,试图接着走廊的安全指示灯看清屋内的情况。


“啊!”


我猛地向后一躲——一个人正扒在我的床边正视着我的脸。


张阿姨她右手拿着一把水果刀,左手拿着一个苹果,看着我诡异而和蔼地笑着。


“儿子,妈给你削个苹果吃,妈昨天不应该打你。”


“滚!你给我滚!再不滚我报警了!”我也不顾身边的病人如何看我,用咆哮来掩饰我的恐惧。


张阿姨被没收了小刀,民警一路跟着她回到了那个不算繁华也不算落后的石油小镇。留下惊魂未定的我,还囚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城市牢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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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的,根本没有什么灰色地带。那些鼓吹“凡事没有绝对”的人,只是想为自己的错误找一些看似合理的借口;当你选择黑暗的时候,再明亮的灯光也不能改变周围已是黑暗的事实;受苦受难、忏悔道歉也不能让地狱的小鬼变成天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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